董卓覆灭之后，天下诸侯悄然裂为两股洪流：袁绍、曹操、刘表一线，公孙瓒、陶谦、袁术另一线。
界桥一役，袁绍碾碎公孙瓒脊梁；徐州烽烟起，曹操要断陶谦根基；袁术遣孙坚南下攻刘表，三场生死战，实为乱世存续的试金石。
最终袁术集团土崩瓦解，其麾下三路诸侯，最先被扫出棋局。彼时曹操不过袁绍帐下一员偏将，荥阳惨败后全军尽墨，是袁绍拨兵拨粮，又借兖州刺史刘岱之死腾出地盘，才让他真正握有财赋、站稳脚跟。
此番挥师徐州，并非一时意气——北有袁绍虎视界桥，南有袁术刘表稳扎稳打，曹操卡在夹缝里，不打陶谦，便无立足之资。偏巧许枫横插一手，青州刘备顺势倒向袁术阵营——同门师兄弟，总不能反手帮着外人砍自家师兄吧？
那是饥殍塞道、疫病横行的年月。
不攻，军粮难继；不战，将士哗变；不胜，则身死族灭。
活命，成了最朴素也最残酷的军令。所以这场仗，注定有人先倒下。曹操后来并未因此受诸侯围攻，盖因师出有名——曹嵩之死固然是引线，但陶谦此前屡屡侵扰兖州边境，掠民夺寨、焚粮毁仓，早把“讨逆”二字钉在了旗杆上。
董卓专权时，诸侯联军共讨；待其西遁长安、盟军星散，陶谦却转头推举朱儁为帅，再树反董大旗——这一招，既显忠义，也埋下了日后与曹操翻脸的伏笔。
董卓伏诛后，天下群雄割据，战火四起。
陶谦转而与袁术、公孙瓒结盟，联手对抗袁绍、曹操。他为何舍袁绍、曹操而取袁术、公孙瓒？有说法指出：陶谦早年任幽州刺史时，曾与公孙瓒协同抵御乌桓、鲜卑等边患，彼此并肩御敌，情谊颇深；而袁术麾下猛将孙坚，当年亦曾与陶谦合力镇压黄巾，同袍之义未断；反观曹操，此时正全力经营兖州，兵锋日盛，已隐隐对徐州构成逼压之势。
当袁术、公孙瓒与袁绍、曹操全面交火，陶谦择其旧交为援，实属顺势而为。
彼时袁绍虽势大，却深陷与公孙瓒的幽冀拉锯战，又与袁术彻底撕破脸，腹背受敌；曹操则刚稳住兖州东郡一隅，根基未固。陶谦与其为敌，并非莽撞，而是权衡利弊后的现实选择。
为抢先扼制曹操扩张，陶谦率先出兵施压——你曹操打徐州，尚可扯个“讨逆”名目；可你纵兵屠戮手无寸铁的百姓，便彻底撕下了仁义面具。
三国时那场徐州之战，徐州牧陶谦是朝廷亲授的封疆大吏，曹操亦是汉廷所拜的东郡太守。更关键的是，曹操当时虽怀吞并之志，表面却高举“奉天讨逆、匡扶汉室”大旗，处处标榜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王师。
陶谦坐镇徐州多年，官声清正，体恤黎庶，朝野皆称其忠厚爱民。
曹操以“报父仇”为由兴兵，看似正当，可曹嵩之死主谋是流寇张闿，与陶谦并无直接干系；况且陶谦素得民心，骤然挥师相向，岂不令天下侧目？
曹操立足未稳，若此时背负滥杀无辜之名，岂不自毁“威严之师、文明之军”的形象？
再者，史书明载曹操性情炽烈，诗中常带悲慨，喜怒皆形于色，远非刘备那般隐忍克制。说到底，这一仗，本就是曹老板自己想打——此前他已与袁绍结盟，北面有袁绍牵制，不能轻进；南下豫州，则撞上袁术这座硬山——此人可不是庸碌之辈，当年十八路诸侯讨董，他位列后将军，持节专征，实为南路统帅；唯东边徐州，虽有丹阳精锐，但陶谦年迈力衰，帐下又乏独当一面的大将，怎么看都像块好啃的骨头。
徐州沃野千里，久未遭大战，仓廪丰实。曹操攻徐时粮草早已见底，程昱献策以人肉腌制成脯充军粮，足见其窘迫至何等地步；后来吕布偷袭兖州，曹操仓促撤军，临走还不忘从徐州强征大批粮秣。
最紧要的一点在于：乱世之中，曹操虽未称霸，却已小成气候。
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”，若他按兵不动，世人必讥其怯懦无能，威信尽失，日后如何号令群雄、一统九州？此战，他不得不打。
至于屠城之举，或是青州兵积习难改、擅自劫掠；或是为解燃眉之饥，驱民夺粮；亦或确系曹操授意——但无论初衷如何，血洗徐州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注定成为他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痕。
手无寸铁的百姓何辜？
更何况，据《后汉书》所载，曹操破徐州后，纵兵屠戮，死者数十万众，城邑空荡，鸡犬不留；泗水之上浮尸塞流，浊浪凝滞，数月不畅。
自此，昔日繁庶的徐州几成鬼域。这场浩劫之惨烈，可谓彻骨——男女老幼，几无幸免。《三国志》虽语焉不详，仅以“所过多所残戮”六字轻描淡写，可就这六个字，已如寒刃出鞘，透出森森杀气。
报父仇，可；夺城池，可；追查真凶张闿，可；哪怕疑陶谦失察、连带问罪，也勉强说得过去。但把刀挥向毫无反抗之力的老弱妇孺，斩尽杀绝，毫无人性可言——此等暴行，天理难容。
关于徐州大屠杀的遇难人数，后汉书记载有数十万平民惨遭屠戮，尽数倒在曹操刀下；泗水被尸首堵塞，河水断流，足见其手段之狠戾、杀伐之酷烈。
而《三国志》却只称死者数万，远不及《后汉书》所言的“数十万”之巨。那么真相究竟如何？是数万人？还是十数万？更有人质疑：曹操是否真在徐州施行过如此规模的屠城？若真将徐州扫荡一空，后来那支赫赫有名的“青徐军”又是从何而来？岂非自相矛盾？总之，这场血案疑云重重，死难者的确切数字，至今仍无定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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